“长得多高大呀!像成人呢，几岁了？”
有一次，父亲带我到一个本家去拜年，这本家和父亲很相得，对于我的读书问题，从来没有当面反对过，自然，腹非一定是早已腹非了的，也许因为腹非得太久的缘故吧，这一回，终于忍不住了，他明明是知道我的年纪的，一见面就问道：
我一看来势不妙，低下头，一声不响。父亲回答道：“十四岁了!”
然而穷人而要读书，毕竟还是一件大罪案。可恨我又没有使自己变成小孩的法术，竟一年一年长大起来，长大而犹读书，好像脸上给刺了字，更加见不得人了。
“真快！真快！我家阿强是十六岁成家的。你的……嗨嗨！还在念书。”
在乡下，穷到卖田卖屋，一定会被看成没有出息，但还不足为奇，只有粪缸基地是不能卖的，一卖，这就把子孙的根基也卖掉了，据说后代就不会“发”。那位绅士的舌头，是尖成两叉的，他诬蔑了我的父亲，也断定了我的前途。说得那么肯定，不久，就纷纷传开去，连祖母和母亲也怀疑起来。以侮辱还侮辱，对于绅士们，父亲是决不宽容的，也不因谣言而灰心。我仍旧读着书。
“唔!”父亲含糊地答了一声。
“连粪缸基地也卖把我了，还给读书，死不觉悟!”
“你到底预备给他干什么呢？这样下去，人家会笑话的！”这真是单刀直入。他说完了，拼命吸着水烟，仿佛水烟筒里出了妖孽似的。
对于绅士们，这也真是一个极大的侮辱吧，因此招来了普遍的不满。而填补这不满的，是冷嘲和诬蔑，有一回，一个绅士甚至得意地说：
“我看，还是找一着生意吧，三年学满，也可以有三五元钱一月，饭总可以吃人家的喽，还不要出学费。嗨！你真傻！现在是民国了呀，难道还想他读书赶考吗？况且，你家是世代种田的！嗨嗨！”
我也是种田坯之一。从我应该念书的时候起，家道更不如前了，按例，连进学校的福份也没有。但是父亲的决心，终于打破了那习惯，我不但进了学校，和富家子弟坐在一起，而且一年一年念下去，好像在和他们比赛似的。
这“嗨嗨”颇有效力，父亲知道我不能再耽在乡下了，距高小毕业还差半年，就摒挡些钱，让我转学到上海去，从此离开了故乡，离开了冷嘲和诬蔑。但我的父亲所受的，一定比先前更多，更厉害。
我们村里虽然没有巨富之家，但小康是有的，高墙头，小老婆，鸦片烟枪，一件不少，只是找不出一个中学生。有钱人家的子弟，小学毕了业，就被送到钱庄里，南货店里，当学徒去了。贫穷的呢，留在乡下，是种田坯。
在上海过了一年，到得一九二八年春天，我就决定不再念书了。每天躲在家里，算算开学的日子近起来，我的心越是悲苦，但一点也没有法子想。开学了，一天，两天，三天，我完全绝望了。学校写信来问我为什么不再去读书，因为不愿意说出原因，就推说身体不好，不能再用功。
这痛苦使他有了最大的决心。
几天以后，得到上海方面一个远房亲戚的通知，说是有个工作可以为我介绍，连忙出来，不料机会已经错过，那位亲戚对父亲说：
我们有一种古老的意思，以为搦锄头柄人家的子弟，不需要多读书，因为那命运注定是种田坯。受了世俗观念播弄的父亲，只在私塾里念了两年书，所读的是什么呢？我不清楚，从他后来的谈话揣测起来，大概是《百家姓》和《幼学琼林》吧，但也说不定，说得定的，是他的对于失学的懊恨。他做的事太多，识的字太少了。每次当我看见他提起笔，颤巍巍地在纸上签名的时候，那脸色，总是非常黯淡，我明白：他的心是痛苦的。
“还是让他继续读书吧，我可以供给膳宿的。”
用来抵抗这无法摆脱的，我就只有写一点，写出那最使我怀念的一点来——
父亲立刻答应了，一面就计划怎样来酬谢他。我又进了那个学校，无条件的取消了不能用功的前言。
我的对于死去的父亲，那哀念，也正如虫蚁之于小草，虽不足取，但于自己是深切的。他活得平庸，也死得平庸，泥土一盖上身，人们就把他从记忆里撵出，忘掉了，只有我还时时想起，又因这想起而苦恼，而悲哀，而至于无法摆脱。
为了要筹措这几年学费，父亲卖去了仅有的几亩田，欠了不少债，受尽绅士们的非难轻蔑。等到我自己私下找到职业，坚决表示不再读书的时候，他已经因为经济的逼迫，神经失常。三年后，带着诬蔑和冷嘲，默默地死去了。
路边的小草悄悄地发了芽，随着时序，又悄悄地枯去了，这不过是跟着自然的法则在荣枯，说起来，毫不足奇。然而，即使是这样平庸的生息，这样不被注意的一根小草吧，对于受过它的荫覆的虫蚁，这变故却是一种悲哀——深切而不易于退去的悲哀。
我先后读了十年书，仿佛犯了弥天大罪，辱没了祖宗似的，使绅士们不平了小半世。奴隶的命运竟是这样不容易摆脱的！我看见了周围的压迫、侮辱、剥削。看见了冷嘲和诬蔑，但是，也看见了种在这诬蔑里的决心，我是受着这决心的荫庇长大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