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中提到的《德裕模金》，高罗佩先生在译著《棠阴比事》英文本中曾作有注解，现试译如下：“甘露寺是一座著名的古寺，位于江苏镇江附近。公元838年，李德裕任淮南节度使，居于扬州，常常去甘露寺，因此这段故事必定发生在这一时期内。845年，唐武宗开始灭佛，李德裕也参与其中。日本僧人圆仁当时正旅居中国，曾在日记中对此事有所描述，可参见E. O.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所著的《圆仁唐代中国之旅》。”关于《圆仁唐代中国之旅》一书，在《黄金案》后记中亦有相关记述。
高罗佩先生在另一部著作《琴道》中，曾论及有一类琴曲赞颂的是“恬淡的隐居生活”，“生活在凡间便可以享受长生的乐趣，这乃是隐居高士的特权，他们远离尘嚣，返朴归真，过着道家所崇尚的生活。……有两个重要的形象与这一主题相关：樵人和渔夫。他们过着简朴的生活，世间的忧愁哀怨与他们无缘，是完全符合道家思想的最佳代表。在上面我们已经提到，是一位渔夫找到了桃花源。而哲学家庄子也用‘渔夫’比喻获得真理的圣人。……在以后的文学作品中，渔夫、樵人依然常常出现，用来转述作者对生命意义的理解”。(11)在本书的结尾处，正是借老樵夫之口道出了令狄公恍然开悟之语，想来此节亦非偶然，应是出于作者精心构思的妙笔。
《迷宫案》是高罗佩先生唯一创作过中文自译本的一部小说，因此格外具有研究价值。对比英文本与自译本的异同，能够发现许多有趣之处，并由此或可窥探出作者在处理不同文本时的不同理念与手法。由于自译本中的篇章回目皆是八字对句，插图说明皆是八字单句，故此译者在所有书中也参照此例而拟成。还有一点需要说明，在英文本与自译本存在区别时，译者更倾向于如实传达英文本中的语意，比如第十五回中的艳情诗，在英文本中为一首长诗，但在自译本中则是三首七言绝句；第十九回中的对子“长生门前两条路，地蚓掘土天龙飞”，在自译本中为“出门只有两种路，蚯蚓钻泥龙上天”；第二十三回中的倪守谦遗嘱，其行文表述，在两种文本中亦是有所不同。相信有心的读者自会从对比阅读中见仁见智，得到不少乐趣与感悟。
荷兰作家扬威廉·范·德·魏特灵在传记《高罗佩：他的生活，他的著作》一书中，提到第十九回中狄公入山拜访道家隐士鹤衣先生一节，似有禅宗师徒打哑谜、斗机锋的味道，现试译如下：“中国人将禅宗修炼看作是一种游戏，师父可以戏弄愚钝的徒弟。师父讲出十分费解的谜语，戏剧性地引述某些言词（通常并非是由他自行构思而成），冲着茫然无知的徒弟棒喝道：‘此话是何意思？你这蠢材，此话究竟是何意思？’其后的一半个月里，徒弟会深感羞辱，因为自己的懵懂愚钝而遭到嘲笑，直到他想出另一句妙语（同样大可不必是自创的言词）来，足以超越师父那咄咄逼人的智慧。”(10)在本书后记中，高罗佩先生也曾指出“笔者引用的这副对子，出自一本禅宗的佛经。禅宗是佛家的一个教派，常常与道家十分接近”，益证此说颇有见地。
2018年9月
本书第六回中，对于《虚空楼阁图》有着精准的描述，第十回中还有陶干自陈精通装裱并请命拆开卷轴的情节。在此说明一点，高罗佩先生对于书画的装裱技术一向深有兴趣，并著有《书画鉴赏汇编》一书，1958年由意大利中东和远东研究社（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出版。该书“叙述中、日书画装裱技术的源流、演变和方法，大多取材于《装潢志》(7)和《赏延素心录》(8)，大段的译出，讨论其所提出的问题。他说他对书画的装裱技术早有兴趣，除参考中、日书籍外，并亲到店里参观，访问裱师，为装裱的每一个程序拍摄照片。……书中讨论到中、日裱工的不同，各种专门名词的释义，十分详尽”。(9)在《书画鉴赏汇编》一书中，对于中国旧式庭院的结构布局与房内的家居摆设、书画装饰等等，高罗佩先生均作过详细描述，令译者获益匪浅，在使用相关名词时，亦是多有借鉴。
(1) ［荷兰］C. D.巴克曼，［荷兰］H.德弗里斯著，施辉业译：《大汉学家高罗佩传》，海南出版社，2011年，第156、157页。
1946年，高罗佩先生在重庆的荷兰使馆工作时，同事中有一位施赫尔特马（H. Scheltema）法学硕士，中文名为苏护国(6)，猜测本书中的“丁护国”一名或是来自于此君。
(2)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57页。
秘密遗嘱案取材于明代公案小说《龙图公案》中的第七十七则《扯画轴》，原作中的人物名为倪守谦、倪梅氏、倪善继、倪善述，《喻世明言》中的《滕大尹鬼断家私》悉数沿用。由此可见，本书中的倪继与倪善，当是由原作中倪守谦长子倪善继之名而来。
(3)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86页。
本书中的一些人名与称谓，译者亦是沿用高罗佩先生的中文自译本《狄仁杰奇案》，比如“洪都头”与“玄兰”。但是有些人名，在英文本与自译本中有所不同，比如英文本中的方铁匠、老凌、吐尔贝与鹤衣先生，在自译本中则为“冯大”、“梁彪”、“狂蜂”与“鹤逸先生”。英文本中的Chien Mow，在自译本中为“钱谟”（这一较为生僻的“谟”字，猜测来自历史人物狄仁杰的族曾孙狄兼谟，高罗佩先生在《铁钉案》前言中曾提及此人，写作Dee Djien-mo），但依照读音规则，Chien Mow似更接近“钱茂”，并且鱼返善雄的日译本中亦写作“钱茂”，因此译者也用“钱茂”。在此说明一点，书中的人名地名，大多是高罗佩先生虚构而成或借用而来，并非历史上真实的存在，在英文本中以类似威妥玛拼音标出。由于汉语中存在着大量的同音字，因此不同的译者大可根据个人喜好而选择不同的用字，或有细微的优劣之别，但并无对错之分。
(4)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57页。
本书中的南里和北里，在中文自译本中写作“南里”、“北里”，在1951年日译本的地图中却标为“南寮”、“北寮”。在唐代的长安城内，靠近皇宫东南角有一处平康里，又称北里，正是行院妓馆集中的地方，高罗佩先生在另一部著作《中国古代房内考》第七章中亦提及此节，(5)因此译者采用“南里”与“北里”。
(5) ［荷兰］高罗佩著，李零、郭晓惠、李晓晨、张进京译：《中国古代房内考》，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68页。
至于书中提到的于阗，原文是Khotan，高罗佩先生在中文自译本中写作“高檀”，通译为“和阗”。由于在清代之前皆称于阗，故用“于阗”。
(6) 《大汉学家高罗佩传》，第120页。
关于本书中的地名兰坊，高罗佩先生在英文本地图中标作“欗坊”，在中文自译本中也写作“栏坊”，但是在1951年鱼返善雄的日译本地图中标作“蘭坊”。译者本人也更加中意“兰坊”一名，故此沿用。
(7) 《装潢志》是中国古代有关书画装裱的专著，详细地论述了装裱的技术和材料，是第一本系统的装潢学专著。作者周嘉胄，字江左，明代末期淮海（今江苏扬州）人，收藏家，据谢巍《中国画学著作考录》记载：“明万历十年（1582年）生，约顺治十年至十八年（1658—1661年）间卒，年近八十。”
关于本书中的图片，有必要略作说明。与各种英文本相比，鱼返善雄的日译本中多出了一幅插图，即第二十五回的“密室中白兰遭凌虐”。另1956年范胡维英文初版（于鹏先生提供）中的兰坊全图，还附有一个蝙蝠状图案，在后出的芝加哥大学与Dover等版本中均不见，有兴趣的读者可对比参看。
(8) 《赏延素心录》是一部关于书画装潢的专著，作者为周二学。高罗佩先生在《书画鉴赏汇编》第四章中曾有如下介绍：“周二学是一位活跃于清代雍正时期的书画收藏家，生平颇为不详，似是终生居于杭州，字药坡，号晚菘居士。在清代的多种人物传记书籍中，其名均不见录入，笔者曾在杭州及其周边地区的史志中搜寻过，亦是一无所获。以上记载来自于周二学本人的著作与他人为其著作所写的序言。周二学只留下了两部书，一是个人收藏的书画编目，名为《一角编》，收在吴昌绶1917年出版的《松邻丛书》中；另一部即是《赏延素心录》。”
1956年，此书的荷文本和英文本由荷兰范胡维出版社（W. van Hoeve Ltd.）出版，荷文本书名为Labyrinth in Lan-fang，英文本书名为The Chinese Maze Murders。此书引起了英国伦敦的迈克尔·约瑟夫出版社（Michael Joseph Ltd.）的注意，该社后来陆续出版了英文版《铜钟案》、《湖滨案》、《黄金案》、《铁钉案》。“随着《狄公案》英文译本和《迷宫案》的出版发行，我达到了目的，我已经让现代的中国和日本小说家注意到了这类书。”英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阿加莎·克里斯蒂（Agatha Christie）看过后，写道：“我非常喜欢这本书，整个书充满少见的魅力和新鲜感，我祝它取得更大的成功。”(4)
(9) 陈之迈著：《荷兰高罗佩》，严晓星编：《高罗佩事辑》，海豚出版社，2011年，第56页。
1952年，在台湾学者张立斋教授的帮助下，高罗佩先生在印度新德里完成了此书的中文自译本，(3)1953年由新加坡南洋出版社出版，名为《狄仁杰奇案》。
(10) Janwillem van de Wetering: Robert van Gulik: His Life, His Work, Soho Press, New York, 1998, p.47.
高罗佩先生完成《迷宫案》英文本后，“我的一个朋友即日本汉学家、古代中国小说领域专家鱼返善雄教授把《迷宫案》从英文原稿翻译成日文，我自己开始写一个中文版本，后来在印度完成”(2)。日译本于1951年由东京讲谈社出版，书名为《迷路之杀人》，日本著名侦探小说家江户川乱步为此书作了一篇序文；1981年再版时，书名改为《中国迷宫杀人事件》，另一位著名侦探小说家松本清张亦为此书作序。
(11) ［荷兰］高罗佩著，宋慧文、孔维锋、王建欣译：《琴道》，中西书局，2013年，第89页。
1950年，高罗佩先生的第一部小说《铜钟案》被出版商拒绝，理由是对佛教徒有消极描述，之后他又创作了第二部小说《迷宫案》。高罗佩先生在自传稿中写道：“这个文稿被接受了，但出版商坚持要给它做有裸女图像的彩色封面，否则书就卖不动，因为在日本裸体崇拜正在兴起，甚至有一种特别的‘肉体文学’正在形成。我的回答是，中国人没有色情艺术，我也希望书里的插图是完全正宗的。但是出版商说话是有依据的，他说只要我去找一找，事实会证明，古代中国肯定有色情艺术。于是我给几十个书店和古董商写了明信片，后来确实收到了两封积极的回信，一封来自上海的中国书商，他说自己认识一个拥有几本明朝春宫图画集子的中国收藏家，另一封来自京都一个古董商，他说拥有那种集子的原始印刷版。就这样我发现了在十五和十六世纪的中国确实存在过一种裸体崇拜，由此设计成了一个画着明朝风格裸体女人的封面。”(1)正是这一发现，促使高罗佩先生开始研究中国色情艺术和中国人的性生活，并写出了两本著作《秘戏图考》、《中国古代房内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