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怕我还不明白，就继续说，他们拉丁静儿是想让她站到他们那边去，把我说成啥，向她伸出黑手？强奸了她？去，他们这点伎俩还以为我不知道，有的是人给我报信呢，他们这心也太狠了，生活作风原本又没犯法，但他们网罗的这些名堂就是犯罪的事了。
他说：“我那老太婆疑神疑鬼，到处去说，这事被另一些人利用了，有人写了匿名信，有人这几天在拼命拉丁静儿，准备把这事搞大，都什么年代了，还生活作风呢，我又没犯法，偏偏有人还准备对我使这个棍子和帽子。”
他气得脸色铁青。他说，他们正在拼命拉拢丁静儿，这小娘们儿也搞不灵清，还趁势向我提要求呢，到这份上，她有她的心机，这小娘们儿。
他还说要我帮帮他。他说我这个小伙子干活利索挺为他争气的，会有前途的。他说我们又是亲戚，有些事也就直说了。因为有人最近想搞他。
他叹了一口气，借势教育我说，女人就是情绪化动物，她们永远只记得你对她的不好，她们的要求是个无底洞。
他说我们还是亲戚呢。他说有人在搞他。他说，有些事我不说，你也肯定听说了，什么乱七八糟的，都传成啥样了。
他说，静儿还以为他们真会对她怎么好，做梦去吧，他们只是利用她，他们现在拉她，就是指望她犯傻，说出对我不利的话。
他说有些事和你讲一下，也不要紧。
老郑把这些都倒给了我，惊得我目瞪口呆。
我在他办公桌前坐下，听他讲。
我纳闷，这事与让我和丁静儿一起去上海有啥关系。
我关好后，走过来，听见他叹了一口气，唉。
他看出了我的纳闷。
而他好像话还没说完的样子。他欲言又止了一会儿，指了一下开着的门，让我去关一下。
他说最近对他来说，正是关键期，因为上面在考察他，他有望升到局里去提一级，也正因为这样，节骨眼上，有人眼红，就打那些飞短流长的主意，找他的碴儿，写了匿名信，这两天上面可能会派人来调查这事。
我说，好的。
他说他让我和丁静儿去上海，是想让她静一静，把她和那些想搞他的人进行“物理隔断”。他说这其实也是配合他的工作，因为局里即将在我们厂进行股份制改革试点，所以现在事儿都堆积成山了，矛盾也堆积成山，队伍不好带。
他交代完后，又加了一句，你和丁静儿一起去。
我对着他心事重重的脸，点点头。
他说有个任务，是去上海踩一下点，9月厂里想安排一次青工的旅游活动，你先去踩点，看看参观哪些地方，住哪儿。
他说，这一路上，如有机会，你也可以对静儿做点思想工作。
我以为她不会给厂长老郑惹麻烦。但没想到，有一天老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
我差点要笑，因为他老婆张丽也要我做那小妖精的思想工作。
这真是块当情人的料。
我打心眼里讨厌丁静儿，这小妖精现在好像在掌控这个厂的全局和走向。想着这点，我就莫名不爽。
所以，她在度过了因张丽打上门来的最初慌乱之后，很快就又若无其事地在走廊里走动了，看得出是多么的无所谓。
我和丁静儿赶当天下午去上海的火车。
我想，怪不得她无所谓了，因为她对老郑有影响力。单位快要改制了，以后怎么样都不知道，所以管自己都来不及了，管别人的闲事干吗啊，上面的领导也没管他们轧姘头啊，你费神干吗，还不如跟她先客气着。
丁静儿好像纳闷为什么这么急。她说，老郑也真是，这点事，其实你一个人去也行。
因为这阵子来我们办公室拉她一起去逛街的，和她套近乎的人挺多，他们和声和气地跟她说话，瞅不出一丝他们在背后笑话她时的鄙夷。这或许是因为谁都知道她把老郑搞定了。谁知道她会在老郑面前怎么议论你呢。
而我没想到在火车站候车时，工会的那个吴姐居然捧着个西瓜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她对丁静儿说，到上海就住五月红宾馆吧，我都帮你们订好了房。
我观察了几天后，“三观”有点被颠覆，因为从某种角度上说，还真的给她说准了。
然后，她对丁静儿挤了挤眼睛，说后天是星期六，她也会过来的，一起去淮海路买衣服，到时联系。
而她认定那些嘲笑她的人其实也在羡慕她。
我们一到上海，我就把丁静儿带到了一家大学的招待所。我原以为她会有点异议（不是吴姐说已订了“五月红”吗），但她一声不吱，跟我去了大学。
我心想，像她这样的坏女孩，在女人中必是惹众怒的天敌角色。
接下来，我们跑了“一大”会址、南京路、复旦大学。我把线路记在笔记本上，然后在各个点找餐馆。太阳猛烈，我们在地铁、出租车之间转换。
她说的话全有矛盾点，我懒得跟她较真。而她居然把我当作了密友，这也够邪门的。
面对掠过的街景，我想，那个吴姐和她身后的那些人这下子找不到我们了吧。
断电断水？我对她坏笑，她脸红了一下。她说，如果那个张丽不闹，我跟他混混也就算了，但这么一闹，我这脸面被摆上桌面了，没准就逼着我也要名分了，看看谁厉害。
那时我们还没有手机，茫茫大上海，他们是找不到我们的。我还真的就把丁静儿这个“信息源”给封锁了。
她对我说，那个老郑还是男人吗？连个老婆都管不好，我这两天不准备搭理他了，我准备对他断电断水。
天太热，后来我和她就开始偷懒，逛进了淮海路伊势丹，因为里面有空调。
虽然她这么说，但我敢断定她也在闹了，因为我们办公桌上的电话铃响个不停时，她让我别接。
她开始试衣服，再贵的衣服，她压根儿不可能买的衣服，她都会牛B哄哄地试穿。她试穿个不停，让我在一旁干等得很烦。后来她终于看上一袭黑色吊带长裙，1000块钱，她想买，又犹豫不决，问我好不好看。我心里觉得这裙子妖里妖气，她穿着像个“三陪”，再说也太贵了，就直说不好看。营业员可能怕这单跑了，就冲我说，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你也真是，该好好给她打扮。
她说，一定不闹，我鄙视那些老东西。
丁静儿和我都没理她。丁静儿追问我为什么不好看。我烦了，就说，那就算好看吧。这妞闻我此言，就摆出了点上司的谱，说我总是打击她，说我眼光有问题。
我说，谁说你就一定不会闹。
这不是挺时髦的吗？她在我面前转了个圈，裙裾飘摇，袅袅婷婷。她对着试衣镜照啊照啊。
她说，这黄脸婆真可笑，我老了的时候，可不能这样。
看她向往成那样，我怀疑，这年头，一眨眼的工夫，是不是“三陪”衣装风格已走到了时尚的前列。
但我没想到，自从她在街头对我哭了一场之后，我就变成了她的“情绪垃圾桶”。在办公室没有别人的时候，她对我说啊说，说着她自己的事显得相当无辜。我看出来了，她的悲伤和愤怒离不开我这个观众了；我也看出来了，这个弄堂人家的女孩其实深藏自卑。她说她从小就知道什么都要靠自己去争取，没人会无缘无故给你的。她说张丽现在把事闹到上面去了，好像准备跟他们同归于尽似的。
开票的时候，我听见她对那营业员说，他不是我男朋友，我花自己的钱。
其实我一直讨厌老郑的这个小妖精。
那天下午，我帮她拎着那只衣袋，在上海街头乱逛，甚至还和她在国泰电影院看了场《廊桥遗梦》。当银幕上大雨如注，梅丽尔·斯特里普泪如雨下的时候，我和她都笑了。黑暗中，坐着不少中学生，他们也来看中年人的爱情了，这让我们更加乐不可支。
我讨厌她。
看电影间隙，我借口上洗手间跑到影院门外，用公用电话机给老郑打了个电话。
在1996年的街边，我听着听着就觉得这时代这女人快得就像前面这条马路上掠过的车辆。我跟不上她这样的逻辑。我想，照她这么想，如果我是厂里的女人，没搞定老郑，没被宠，会得忧郁症不说，他妈的亏到哪里去了都不知道。
这是按他的交代，每天得和他联系。我对老郑说，没事，他们绝对找不到她了。他问，她怎么样？我说，还好，看不出来什么不好。
她说她又没想当第三者，只不过是混混而已，两情相悦，混混又怎么了，张丽那个神经病。
我们在上海待了三天，该跑的地方都跑到了。但老郑在电话里让我想办法再拖几天回来。我想不出招了。老郑说，那么再去苏州和南京吧。
她抹着眼泪，梨花带雨。我感觉她这样子比她笑着的时候要漂亮很多，这也真够邪门的。
于是，第二天上午，在招待所，我对她建议我们再去苏州看看，厂里难得组织一次活动，我们给大伙安排得丰富一点吧。她想了一会儿，说要不要向厂里请示一下。她就往招待所服务台走，想给工会打电话。我拉住她，说，我去打，你是头儿，这事我去。我就奔向服务台的电话机。我乱拨了一串数字，故意大声说，苏州，苏州啊，好啊，真是太好了，或者南京也去看看，好啊，太好了。
她说，她们去看笑话好了，我才不在乎呢，他还看不上你们呢，丑八怪们。
我一边说着“搞定”，一边向她走过去。她皱着眉头笑道，那你干吗不说再去泰山、青岛看看呢？
阳光落在浓密的枝叶上，散发着清香。坐在街心花园的石凳上，她对我说她和老郑的事。她说，我就是喜欢老郑就是靠老郑又怎么了，女人本来就是得有人靠的，否则就不是女人了，他喜欢我我喜欢他，他帮我很正常，他不喜欢我他也会喜欢别人的，他也会帮别人的，那些女的，我知道她们在嚼舌头，其实还不是嫉妒我嫉妒得眼睛出血。
我们在苏州逛了几天，旅馆里的人对我们这样的组合肯定有些诧异。她穿着那袭低开领的吊带黑衣裙，风情万种得像个暧昧女子，我跟在她屁股后面，像个大学生，一眼看上去就和她没什么关系。
烈日当头，我劝她去街心花园的树荫下坐一会儿。我搀着她的胳膊走过去。
有一天，在苏州狮子林，我忍不住对她说，别再穿这裙子了，太招摇了。她很臭美地对我笑着，在我面前转了一个圈，说，不是挺好看的嘛，像黑天鹅。我就忍不住涮她：你是真的不明白吗？那些“三陪”把黑衣黑裙搞得如今没人敢穿了。
过路的人看着我们，八成把我们当成了拌嘴的小两口。
她眼睛睁得老大，先对我“呸”了一声，然后又同意了我的说法。她说可能她们有钱了，就买那种最时髦最贵的衣服，像ESPIRT，多贵啊，但衣服本身无罪，放在店里谁都能买，所以这年头穿得最漂亮最前卫的反倒是她们了，这也太搞怪了。
而这一刹间，她憋到此刻的泪水和情绪突然崩塌了，她站在街边突然泪如雨下。我手足无措，不知怎么劝她，只会说，不要哭，别哭。
这坏妞一边笑，一边表示对此现象想不开。
我想，屁，你要的是浪漫吗。我看着她那张漂亮精致的脸，觉得真他妈的可笑。
她说她感觉怎么现在好像有点笑贫不笑娼了，是不是？
她可不知道我在想啥，她在说，这单位说起来也够大的，但浪漫的人几乎没有。
这小妖精说这话，面容像贞女一样无辜，还给了我一个媚眼。
我想，屁，如果是传达室的张胖想跟你好，你答应吗，别说他，就是我想和你好，你答应吗？
离开苏州那天，我们在苏州火车站有些犹豫，是不是还去南京。其实我心里也嫌麻烦，而她是觉得累了。
她说，他对我好，又没碍着别人。
我吃不准老郑到底还想再拖她几天。我对她说，还是去南京吧，省得我们回去后，厂里再叫我们出来。
我心想，你一个打字员，能飞到这一步，你跟谁好，这大大地关别人的事。
她有些不情愿地看着我去排队买票。候车室窗外在下雨。我买了两张去南京的票回来，见她坐在长椅上呵欠连天。
我心里对她说了声“屁”。
我们坐等上车的时候，她突然转过脸来，问我她到底几时可以回家？我发现她的眼角有眼泪挂下来。我说，怎么了？她说，别以为我不声不响就啥也不知道，我很累想回家你知不知道？
她好像看出我心所动，她说，我不恨她，我恨厂里的那些人，我愿意跟谁好关别人的屁事，有什么好笑的，都什么年代了。
她这样子让我有些慌乱。我一声不吭，坐在她身旁拿出报纸翻着，想装傻。她用手指挑了一下我手里的报纸，尖声说，你和你那个老郑别以为我傻，你们把我当傻子了是不是？
我心想，应该说张丽可怜。
她说如果她要站他们的队，那老郑早就该滚一边去了。
到了新街口，她问我是不是觉得她很可怜。我说，你可怜，怎么会呢？
她揪着脖子里的项链，像要把自己弄痛。她说，你，你们，包括他们，都他妈的恶心。她说，你去告诉老郑好了，我丁静儿钻不了谁的圈套，我就是我，那些鸟人，难道我看不出他们想利用我吗？难道我不知道越被人利用最后越会成为牺牲品吗？那些鸟人还唬我说现在不先咬定他强奸在先，以后我会被动的。狗屁。我丁静儿的尊严，可不需要人人喊着为我去维护。真他奶奶的，全有病！
她问我去哪儿。我说我不知道，要不我先回去了，你也先回家。她说，你是不是觉得我很丢脸？我说有点。她让我陪她走到前面的新街口，再回去。
她低头捂脸，开始哭。在人来人往、潮气汹涌的候车室里，她好像置身在旋涡里，风声好似从我们耳边刮过，呼呼地响，我听着她的呜咽。
丁静儿和我往对面的街区走，留下吴姐讪笑着站在太阳地里。丁静儿一声不吭地走在我前面，步履越来越快，我不知她要去哪儿。白花花的太阳下，我们走过三个路口，她站住脚，这才好像发现我还跟在她的后面。她想装没事儿样对我笑一下，可是表情又像哭一样。当然她没哭。
后来她拎起包，起身，甩袖而去。
丁静儿说，我不去，我有事儿。
在我想着要不要去追她回来、该怎么劝她的时候，她自己又折了回来，她坐回到我的身边，一言不语。
我们走到大门口时，工会的吴姐迎过来，她挽起丁静儿的手，说自己要去逛街，一起去吧，散散心去。
瞧着她这样子，我有点可怜她了。因为我知道她其实没处可去。
我感觉自己在帮她遮挡视线，让那些窥探的人以为我俩是出去办事，而不是她灰溜溜地撤走。
这一瞬间我无可救药地可怜起她的样子，当然我也知道她绝对比我聪明绝顶。
厂办主任吴海山进门来，他让我先陪丁静儿回去休息。丁静儿说，不用不用，那个疯婆子不会坏我的心情的。吴海山用眼神示意我，于是我赶紧拎起丁静儿的包，拉她就往楼下走。
这样一来，我就不知道还要不要去南京了。我问她，还去南京吗？她抬头，看着我，眼里含着眼泪和讥笑，说，去吧，否则你怎么交代，但记着，我可不是傻子。
我盯着那只尖叫着的电话机，心里笑她今天的狼狈。
于是我们出的这趟差的后半段，就成了荒诞之旅。
我在厂区遛了一圈，许多人都向我打探这事。等我回来的时候，她还趴在那儿。桌上的电话铃响个不停，她也不接。我连忙去接，我听到是厂长老郑，他找丁静儿。她“啪”地从我手里夺过话筒，一把合在电话机上。
她因为看穿了把戏，反而占据了上峰。
而丁静儿把头埋在桌上。我不知是该劝她还是不该劝她。我就溜出门去。
她一会儿对我冷嘲热讽，一会儿对我梨花带雨。可能我尴尬的样子让她有了发泄的狠劲，于是我再次沦为她的“情绪垃圾桶”。
张丽跑出厂，说要到分管我们厂的工业局去理论。
比如在南京旧时香艳之地秦淮河，她几乎把我当作了中国男人的靶子加以讥讽。她说，中国男人千百年来都允许三妻四妾的，一夫一妻制也就这么四十多年，潜意识里可能还不习惯着呢，所以，现在表面上一夫一妻的，但其实有多少人在偷鸡摸狗，有钱有权的，几个“老婆”都不止，太恶心了，我看，真正浪漫的人，我们单位一个没有。
但1996年对怨妇来说，这“舆论”的功用好像开始了衰微，即除了把自己和老公惹成笑料，于事无补。难道，舆论也过时了？
看得出她对老郑几乎透视，看得出这只又恨男人又要男人的“黑天鹅”是多么混乱，又多么精明，多么悲哀，又多么得意。
1996年的怨妇们，采取的依然是那些年的通用策略——到老公单位去，把事情闹大，制造舆论。
她这样子让我生气，我不甘示弱，跟她争执，以打击她对我指手画脚的牛B气焰。我说，如果女的都想当科长，都想和厂长老郑好，都不想下岗，那老郑他还不妻妾成群吗，所以还是你们女人的问题。
接着，目瞪口呆的我们就看着她俩的对骂和对打。我和林姨赶紧拉，拉啊拉，终于把她们拉开。许多人闻讯而来，在门口看热闹。
果然她生气了，接下来，一个下午不理我。
丁静儿当场可没哭，她脸上有一道深刻的讥笑，她说，老B样，我只要给你老公一个眼色，你连老婆都没得当。
一个星期后，我和她回到厂里。
第二天上午，张丽穿着一身银灰色的西装裙，走进我们办公室，说找丁静儿。丁静儿看着她，愣了一下。张丽尖叫了一声“狐狸精”，就给了她一个耳光。
那件上面来“调查”的事儿已经过去了。
她拎着这双拖鞋好像拎着自己全部的失败。她显然意识到了自己的荒诞，就把鞋丢在了路中央，她踩了一脚，说，破鞋子。
老郑说我帮了大忙。而我听说来调查的人好像被他搞定。我也听到了对我的风言风语。
她用一根手指拎着它，说，这不是我的东西，却扔在我家的床底下！这死鬼趁我去北京开会，甚至把她带到了家里！
丁静儿依然坐在我的对面，做我的领导。
报纸里面包着一双女式拖鞋。
一天天，办公室生活又沉入没波没澜的常态。我不知道她和老郑、老郑老婆张丽之间，到底是暂时摆平了呢，还是暂息旗鼓？是张丽想明白了呢，还是他们都想好了，或者不想了？
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就低头从随身包里掏出一团旧报纸，说：“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我的东西！”
反正现在一切平静。
“老郑、老郑、老郑……”怨妇张丽向着路灯照耀的街道呼喊，声音在风中飘忽。后来她的眼里没了怨恨，只有尴尬，她好像打着战对我说，我们别找这死鬼了，他没良心。
只是丁静儿与我出了一趟差之后，好像看破了彼此的心机，反而坦然了，常争来辩去地斗嘴取乐。我笑她这么聪明难道不觉得累吗，而她认为我“闷骚”也好不到哪里去。
说真的这么走着，我恍若在梦里。我想，那个小妖精已是我的领导了，她还要我这群众做思想工作？那还当什么狗屁领导。
于是她更把我当作了她的“情绪垃圾桶”。她居然与我形影相随起来——一起去食堂打饭，一起去开会，一起打牌，一起下班回集体宿舍楼……
夜深人静，街道空旷，张丽在这片让人惶恐的寂静中唠叨。她认为我既然兼任厂团委副书记，那就应该好好做做丁静儿那个小妖精的思想工作。第三者插足，可耻哪！
于是我再次听到了一些让我很不爽的言语——他们说老郑派出我去黏她，一老一少联手通吃了她，甚至他把她让给了我，解决了他和她的后顾之忧，堵住了她的嘴，这事别人就插不上嘴了，高啊，确实是高……
他们都是我的领导，我不敢想象万一真找着了，又该如何收场。
这让我惶恐，甚至害怕跟她走在一起被人瞎想。
后来我只好陪着张丽走在夏夜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老郑和丁静儿。
我不知道她有听到这些流言吗？
我从没遇上过这样的事，一个女人向我要她的老公，而她的老公是我的领导。我虽感荒诞，但她抓狂的脸孔让我无法找借口逃脱。
看她的样子，哪怕她听到过也如风过耳，无所谓。因为她依然若无其事地坐在我的对面，常常从抽屉里掏出一面小镜子，拿着一支唇膏在涂口红。她对着镜子看啊看啊，看得出她是多么喜欢她自己。她的嘴娇艳欲滴，她的脖子颀长优美，她的眼睛熠熠生辉。如果不那么坏，真他奶奶的是个宝贝。
她诡异而艰难地一笑，说，那只“妖精”也不在宿舍里，我去找过了，你说他们去了哪儿？
我能感觉到她觉察了我在她面前的不自在。我还感觉到她对我的日渐靠近。我怀疑这样的小妖精确有她的本领，她愿意和谁靠近时就能和谁靠近。
我知道她气得迷糊了，我语无伦次地说，老郑不见了？不会吧，这么大的人。
那一阵老郑经常派我和她一起出去开会、出差。在人生地疏的外地，人与人确实可能产生一些相互依靠的亲密感。晚上，她洗完澡总是来我的房间聊天，她湿漉漉的头发，让她总像处在一种湿漉漉的状态。有一天，我都睡了，她还来敲门，说要借电热水壶，我说，你房间里不是有吗？她走进门来，说，我的壶里有一只避孕套，恶心死了，不知谁丢的。她脸色苍白，因为恶心好像差点要歪到我的怀里，她伸拳轻打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天哪，太恶心。
我开门一看，是厂长老郑的老婆张丽。张丽对我说，老郑到现在还不回家，你是我亲戚，还是厂办的人，所以我只能寻求厂办帮助了。
我看透了她，如果说她可能喜欢我，那也不是与老郑臃肿的身体、庸俗的脸孔相比，更主要的是她恨我，她恨我心里每天可能对她的轻视，她必须打碎，让你高不到哪里去，装啥装，不就这一回事吗。
有一天深夜，有个女人来拍打我宿舍的门，她说，开门，开门，开门……声音带着哭腔。
于是，我就装傻，一手把水壶递给她，一手把她推出门外。我说，我今天头痛，明天再聊天吧。
这事是厂里日益乏味生活中的味精。时代确实不一样了，那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了，与领导闹点绯闻，好像已越来越成为个人生活方式的事了，所以即使有飞短流长，当官的还在当官，走捷径的还在走捷径，你尽管去偷偷笑话，但又怎么样呢？
她依然风情万种，好像啥事都没有。
我想，人到他那个年纪，是不是都中年危机成这德行。
有时看着她风情万种，我会想起1991年遥远的应虹。我想，应姐哪怕有她一半的精明和冷漠，就不会把自己弄得遍体鳞伤，问题是应姐总是无法遏制自己付出情感，所以就痛；而这小妖精则像是看透了自己和别人，所以若无其事。有时看她的精明样，我他妈的都怀疑从“五四”开始的妇女解放运动是不是已退回去了？
所以，她打电话的时候，我总想着电话那头老郑可悲的脸。
有一天，老郑把我找到他的办公室，含笑瞅着我说，听说你和丁静儿最近在搞对象，很好啊，静儿其实是不错的，你嘛，也老大不小了，静儿很会照顾人的，这样的女孩理家是一把好手，不吃亏的。
那些飞短流长，其实说的是她跟我的那位远房亲戚——厂长老郑的暧昧。
他这话，让我眼睛都没处搁了，直接傻掉。
她认为我搞不定女孩的最大问题，可能是想得太多，板得太紧。而我想着关于她的那些流言，觉得她哪是乖乖兔，整个儿就是个小狐狸。
我支吾道，我没跟她谈恋爱！那是别人在乱说，怎么你也会相信？这事其实你最知道啊。
她“咯咯咯”地笑道，那当然是猪，但问题是我不是猪，我属兔。
老郑居然脸红了，他言语有点吞吐，说，哦？是吗？不过，我倒是觉得你们俩挺般配的，你也不小了，也谈过朋友了，也经历过了吧，也不该再是纯情大男孩了，现在对个人问题也要抓紧了，一年年过得是很快的，静儿这姑娘还是不错的，在岗位上磨炼了这几年，性格是成熟的，你不会吃亏的，再说，单位明年要分房子了，房子不多，可能是我们单位最后一批福利分房了，据说以后国家不管分房了，这趟班车不能错过的，这也因为是你，我才透露的。
她说她喜欢周星驰。我就让她做一道题：“你愿意做一个痛苦的哲学家，还是做一头快乐的猪？”这是那些年文青们爱让人反复做的题。
我坐在他的面前，好像在进入一部通俗电影或小说的场景，恍惚，不真实。
坐在我对面的娇媚女上司就咬着嘴唇在笑，说，人尽可妻，人尽可夫，好玩，这话说得像周星驰。
我脸上发热。我他妈的真想夺门而去。而他还在说，咱单位明年要试点股份制改革了，改制，一部分人干得不好得走，得下岗，而一部分人干得好的，不仅不走，说不定以后还有机会分到股份，上市呢，当然，股份制具体怎么搞现在还不清楚……
我不好意思地说，用得着刻意找吗？人尽可妻，等自己调整好了，其实谁都可以。
他忠厚沧桑亲切的脸让我想吐。我想着“股份”这字眼觉得像做梦，我多么想有份，但我从来就知道不会有我的份。我也多么想要房子，我做梦都想要房子，有房子才会有家，但没有一个我可以不提防的老婆，即使有了房子，那是家吗？
那时我总找不到女朋友，有人来厂办办事时，看见我打趣说，你怎么还没找到啊？不小了。
他的胖脸让我想吐，我撒腿就撤了。可能是我还没吃过苦，可能是我还没到那份上。
丁静儿。我看到她第一眼的时候，就相信她是个妖精。
那年冬天，我从报上看到省老龄委在招人，就去报考了，被录用了。
她当然长得很漂亮。她袅袅婷婷地在厂区里走的时候，肯定让许多人心猿意马。
我离开机械厂的那天，厂里的几个小兄弟以为我疯了，他们说，咱单位是不太景气，但明年要分房了。
我在猜电话那头的那个人哄她的神色。我对自己说，像这样的女孩，即使你喜欢，你也得敬而远之，因为她太知道对自己最好的永远是自己。
我说，白搭，我一下子又结不了婚，结不了婚分个屁房啊。
每天上午10点的时候，她就开始打电话，她对着电话机呢喃，嗲糯的声音总是打断我看报纸的注意力。我发现自己常竖着耳朵在偷听，有时候她在生气，有时候她在娇嗔。
而丁静儿还真的结了婚，分了房。
我看见丁静儿每天都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抽屉。她把资料往我桌上一推，算是布置给我的活儿。
她是和厂里的技术员小林结的婚。小林被调到了总务处，任副科长。丁静儿运势不可挡，除了小林是个帅哥，她分到了房之外，厂办科长吴海山工龄买断提前退了，她就成了科长。当年和她一起进厂的那些女工，多半下岗了。
这话虽说得暧昧，但那时已是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了，人变得不那么不依不饶了。是啊，这世界正不以人的意志为移转地在变，很多事，你钻牛角尖没用，也没那个空，谁搏到算谁能干呗。
我听到这消息是1997年秋天，满街是“下岗”的声音。我仿佛看见丁静儿像一只黑天鹅，伸着手臂，在我面前转了一圈，飞了一个媚眼给我。算她狠。她的得意像一阵大风能吹晕人，我承认这一刻我很不爽。
林姨的脸色更难看了，她悄悄地对我说，她呀，原来是厂里的女工，后来转成打字员坐办公室，嗬，现在这个时候这样上位的，谁都看得出来，是一场戏啊。
而现在已是2016年秋天了。
这坐直升机上来的女孩，到了厂办后，就坐在我的对面，算我的上司，叫丁静儿。
我就是在这个秋天的一个中午偶尔路过城北原机械厂地块，看到那里如今已成了一片高档小区，才又想起了这个叫“丁静儿”的女孩。
节骨眼上，厂办突然又调进来一个女孩。她从文印室抽上来。来了一个月，突击被提成了厂办的副主任。
因为某种好奇，我给已人到中年的原机械厂小兄弟们打电话。
她算了算，觉得厂办的这几号人里，如果要轮到下岗，第一个可能会是她。她说，我才46岁哪。
他们说不知道，后来她也离开了厂，好像也离婚了，然后就不知道去向了，谁都不知道，因为她好像屏蔽了跟我们原厂子所有人的联络，嘿，你还记得她。
厂办的林姨就是忧心忡忡者中的一个。她有预感，觉得整天这样坐在办公室里抱着个茶杯，翻着张报纸，越来越没事干，肯定长不了。
他们认为，凭感觉，像她这样的，不是混得绝好，就是彻底混砸，不会有中间状态。
1996年夏天的时候，我所在的机械厂有些不行了，生产出来的东西卖不出去，有人在窃窃私语，是不是有人要下岗了，要买断工龄退了。